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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互聯網消費金融監管勢在必行

  在互聯網技術帶動下,我國經濟已進入了消費新時代。在2019年“雙十一”期間,天貓成交額高達2684億元,同比增長26%;京東累計下單(11月1日至11日)超過2044億元,同比增長28%,全網消費交易額也超過6000億元。

  電商“雙十一”大戰帶火了互聯網消費金融,互聯網消費金融也為電商“雙十一”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消費分期、臨時提額、免息規則等創新概念成為熱門話題。互聯網消費金融在創新的背后,亦存在著重重困境,對此,需要加強與完善監管,促進行業健康和合規發展。

  創新和發展

  互聯網消費金融是銀行、消費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通過互聯網方式向各階層消費者提供消費貸款的現代金融服務,它運用諸多現代科技手段,比如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通過貨幣資金的融通為用戶提供信用貸款,滿足其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

  我國互聯網消費金融自產生以來已得到快速發展,市場交易規模在2012年僅有6.8億元,伴隨著京東、天貓等進入市場,2013年“互聯網金融元年”交易規模突破60億元,增速超過780%,2015年整體市場則突破千億元。近幾年,我國互聯網消費金融交易規模依然保持高速增長態勢,截至2018年末,交易規模達到1.942萬億元。

  互聯網消費金融的創新發展帶來了眾多的積極效應:

  其一,互聯網消費金融具有實體性。它通過與消費場景深度融合,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2019年電商“雙十一”,全網消費金額超過6000億元,其中來自螞蟻金服數據顯示,開通花唄的商家,其銷售額提高了38%,消費金融的拉動作用顯現。

  其二,互聯網消費金融具有科技性。它通過深化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應用,持續提升行業效率與降低行業成本,增強消費金融行業的普惠價值。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互聯網消費信貸、流動性約束與居民消費》報告顯示,每新增1億消費信貸用戶,可以拉動內需近千億元。此外,此前缺乏信貸服務、約束較強的用戶,其消費增加最為明顯。互聯網消費金融基于科技性,有利于增強普惠價值。

  其三,互聯網消費金融具有可得性。它通過互聯網等方式有效觸達更多“長尾”用戶,覆蓋更多的區域,從傳統消費金融的城市覆蓋區域逐步向城鎮甚至偏遠農村區域“滲透”。互聯網消費金融正在打破并移動了傳統的胡煥庸線,即“黑河-騰沖分割線”,胡煥庸線以西占據國土面積56.29%,卻只貢獻了4.3%的GDP,養育了5.61% 的人口,傳統金融背景下的東西部差距巨大。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深化,2011年至2018年,我國東西部金融服務可得性的差距縮小了15%。

  風險和監管

  互聯網消費金融是數字科技時代的一個重要創舉,但創新發展的背后也蘊藏著未知的風險與問題。如過度借貸導致居民杠桿率不斷高企,重復授信催生行業“共債風險”爆發,不當催收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消費金融畸高利率加重了消費者的債務壓力,侵犯個人隱私嚴重損害了消費者權益等問題,并可能引發較大的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隱患。

  從法律層面來看,互聯網消費金融法律規范基于調整對象的不同,可分為橫向平等關系之互聯網消費金融交易規范和縱向管理關系之互聯網消費金融監管關系。前者調整的是互聯網消費金融交易關系,而且有關互聯網消費金融交易規范在我國范圍內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礎,互聯網消費金融交易可以適用于《民法總則》、《合同法》、《物權法》、《公司法》、《電子簽名法》、《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民商事法律規范,互聯網金融交易活動處于有法可依的狀態。但構成較大反差的是,目前國內互聯網消費金融監管規范幾乎空白,僅有《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管理辦法》、《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等法律文件,處于監管嚴重不足的狀況,對互聯網消費金融創新發展所暴露出的問題基本上束手無策, 這對當前防范金融市場風險以及系統性風險構成重大威脅。

  從金融視角分析,互聯網消費金融隨著科技、經濟、社會進步而快速發展,日益成為金融市場中重要的發展趨勢。與此同時,一大批違法經營金額較大、社會涉及面較廣、社會危害性嚴重的互聯網消費金融案件發生,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并對互聯網消費金融監管提出了巨大挑戰。與傳統金融相比,由于互聯網的涉眾性、消費場景的復雜性以及金融的不確定性,必然導致互聯網消費金融更具有風險擴大性、風險傳染性以及風險隱蔽性。從風險防范角度來看,對互聯網消費金融活動實施監管不僅必要,而且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無論是英國實施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結合的“雙峰”監管,還是美國采取的以美聯儲為監管中心的統一監管,對金融活動實施審慎監管是大多數國家為防范金融風險所普遍采取的做法。

  政策和建議

  第一,建立和完善互聯網消費金融法律規范,加快《個人破產法》的制定與實施。

  面對互聯網消費金融行業風險事件的不斷產生,立法部門應該加大對互聯網消費金融行業的立法力度,盡快建立統一的互聯網消費金融監管法律體系,解決當前我國互聯網消費金融法律規范,尤其是互聯網消費金融監管規范存在的嚴重供給不足的問題。此外,面對消費金融行業風險不斷上升、居民杠桿率逐年高企、個人破產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情形,我國應充分吸取國外發達國家在防范消費金融風險時建立的個人破產制度經驗,結合我國互聯網消費金融的發展水平與法治體系,加快《個人破產法》的制定與實施,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并逐步完善相關社會保障配套設施。

  第二,完善社會征信體系建設,建立信息共享機制。

  盡管近年來我國建設“誠信社會”取得較大成就,但與實現“信用社會”依然存在較大距離。如果說法律是互聯網消費金融的“保護傘”,那么征信體系便是行業發展的“防火墻”。同時,針對我國互聯網消費金融行業信息不對稱、金融機構獲取信息匱乏問題,需要建立信息共享機制,打通互聯網消費金融機構對接央行征信體系,實現行業信息的共建、共享和共用。

  第三,制定全面的市場準入標準,從源頭上遏制互聯網消費金融亂象。

  互聯網消費金融具有較大的金融風險性,倘若放任市場自由發展,不從源頭上限制互聯網消費金融市場的準入標準,則很有可能在法治、征信、科技等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陷入市場亂象。對此,需要強化對互聯網消費金融的股東資格審查、最低(實繳)注冊資本要求、從業行業經驗等要求,實施全面的互聯網消費金融市場準入標準:對于那些符合監管要求的互聯網消費金融機構可以轉型為持牌消費金融機構,而對于那些無法達到監管要求和消費金融市場準入條件的,要加強行業的整頓、規范,從源頭上遏制互聯網消費金融亂象行為。

  第四,對互聯網消費金融業務實施功能性、穿透式監管,防范市場亂象。

  目前互聯網消費金融業務的參與形式眾多,既包括傳統消費金融機構(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的互聯網化,也包括互聯網消費機構(電子商務平臺、分期購物平臺等)的金融化。然而,由于各消費金融機構的監管機構以及監管力度不統一,導致市場亂象的發生,嚴重影響了市場秩序。對此,我國應該對互聯網消費金融業務實施功能性、穿透式監管,只要各類消費金融機構從事的是相同的互聯網消費金融業務,都應該由統一的監管機構實施監管,以避免市場亂象與監管套利等問題。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責任編輯:毛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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