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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發展應統籌規劃科學施策

  黨的十八大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改革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發展普惠金融后,發展普惠金融上升為國家戰略。2015年12月31日國務院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對發展普惠金融進行了頂層設計。近年來,由于黨和國家對發展普惠金融高度重視,我國普惠金融整體發展趨勢向好。最近,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2019年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告》,展示了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最新數據成果。就此,本報記者采訪了河北大學原副校長康書生教授。

  

  河北大學原副校長康書生教授

  《金融時報》記者:2019年是《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實施的關鍵之年和攻堅之年。最近,中國銀保監會、人民銀行發布了《2019年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普惠金融的最新發展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您對《報告》是如何分析與解讀的?

  康書生:今年是《規劃》實施的第四個年頭,這個規劃與2016年11月23日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的時間節點相吻合,也是《規劃》實施的關鍵時期。《報告》顯示,近年來,我國普惠金融發展迅速、成就斐然、態勢良好。

  一是公眾享有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迅速提升。人均銀行賬戶數量和銀行卡持卡量均處于發展中國家領先水平,2019年6月末較2014年末分別提高60%和50%;人均ATM數量顯著高于亞太地區平均水平,2019年6月末較2014年末實現翻倍;銀行業機構移動支付業務及非銀行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發展迅速。

  二是農村金融服務覆蓋面持續擴大。金融機構對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山區、貧困地區,除設置機構網點外,借助電子機具終端、移動互聯網絡以及便民服務點、流動服務站等模式,擴大基礎金融服務覆蓋面。截至2019年6月末,全國鄉鎮銀行業金融機構覆蓋率為95.65%,行政村基礎金融服務覆蓋率為99.20%,全國鄉鎮保險服務覆蓋率為95.47%。

  三是重點領域金融服務供給持續增加。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實現增量、擴面、降本、控險平衡發展,涉農金融服務力度不斷加大。2019年6月末,全國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較年初增長14.27%,貸款戶數增加265.08萬戶,平均利率較年初下降0.58個百分點,貸款不良率較年初下降0.43個百分點,普惠型涉農貸款余額較年初增長8.24%,為1.17億戶次農戶提供風險保障約2.57萬億元。同時,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拓寬小微企業融資渠道:截至2019年6月末,新三板掛牌公司小微企業累計發行普通股、優先股等5120次,融資金額達1285.5億元;擴大創新創業公司債券發行試點,穩步發展供應鏈金融資產證券化產品,提高小微企業資金周轉效率。積極支持期貨交易所研究開發各類符合實體經濟發展需求的農產品期貨、期權品種等。

  四是金融精準脫貧攻堅力度加大。截至2019年6月末,全國扶貧小額信貸累計發放3834.15億元,支持建檔立卡貧困戶960.14萬戶,扶貧開發項目貸款余額4274.04億元。全國334個深度貧困縣各項貸款余額增長7.92%,產業精準扶貧貸款余額1.24萬億元,帶動建檔立卡貧困人口805萬人(次)脫貧。為我國在2020年如期全面實現脫貧目標作出重大貢獻。

  《報告》顯示,我國普惠金融體系已初步形成,這是普惠金融穩定健康發展重要的體制機制保障。

  第一,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的法規政策體系建設。為保證《規劃》的有效實施,逐步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發展的法律框架,彌補制度短板。制定“兩權”抵押相關法律制度,完善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商業保理企業等機構管理規制,修訂互聯網保險業務監管制度,強化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等。使普惠金融發展有法可依、風險可控、健康發展。同時,強化政策激勵,進一步發揮貨幣財稅政策協同效應。完善普惠金融定向降準政策,完善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管理政策,發揮扶貧再貸款政策導向作用,制定實施普惠金融領域有關貸款減免稅政策,優化、落實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政策以及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設立國家(政府)融資擔保基金、建立落實政府的融資擔保政策等。

  第二,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機制建設。大中型銀行推進普惠金融事業部等專營機制,在信貸計劃單列、授信盡職免責、內部考核激勵、內部資金優惠等方面對普惠金融重點領域服務實施差異化激勵,建立普惠金融容錯糾錯機制。同時,發揮保險公司在普惠金融中的保障、協同作用。開展小額貸款保證保險、小微企業信用保證保險等,為小微企業和農業企業提供“保險+融資”綜合金融服務。

  第三,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的服務方式與產品的創新。金融機構借助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金融機構針對普惠金融重點服務對象特點和需求,打造專屬產品和服務。保險公司開發普惠性強的保險產品,積極創新農業保險服務模式,不斷滿足農戶多元化的風險保障需求。

  第四,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的信用信息平臺建設。加強信用信息體系和共享平臺建設,深化“銀稅互動”“銀商合作”,搭建銀企融資對接平臺。持續推進中小微企業和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完善普惠金融征信體系和綜合金融服務信息平臺建設等。

  《金融時報》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發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滿意度,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特別是要讓農民、小微企業、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及時獲取價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對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康書生:“普惠金融”是聯合國在2005年宣傳小額信貸時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義是能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我國《規劃》中闡明:“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銀行可持續原則,以可以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從字面上理解是金融服務普遍惠及社會各階層。但是,從縮小貧富差距的制度目標看,我國普惠金融的本質特征應當是“金融平民化”。這里的“平民”,從經濟指標看,是指小微企業在內的中低收入階層;從社會地位看,是指弱勢群體。通過相應的金融體系與金融運行機制、金融業務及產品供給設計、金融教育體系以及相關的財稅政策等一系列制度與政策組合,使普通大眾、“三農”、弱勢群體、小微企業等獲得有效的金融服務,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社會地位,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實際上,“普惠金融”與“金融平民化”是一組類似、互補的概念,從實質上看,它們強調的重點都是金融對普通大眾與弱勢群體的傾斜性支持,因為只有強調這一本質特征,這些概念、制度才有實質意義,對社會結構調整、社會制度長效穩定的影響才更加深刻。因此,我國的普惠金融體系,在制度政策、體制機制、業務產品、環境生態等方面度應體現出向“弱勢群體”傾斜的特征。傾斜性應當成為衡量我國普惠金融發展質量的主要指標。

  《金融時報》記者:普惠金融是否是一種長期性制度安排?如何才能有效實施?

  康書生:我國現階段及今后相當長時期,發展普惠金融應當著眼于調整、解決由于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帶來的城鄉差別和居民收入差別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也產生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偏大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及Wind數據,我國基尼系數自2000年首次超過警戒線0.4,2003年至2018年,基尼系數均未低于0.46,而最近幾年又漸走高,2015年至2018年分別為0.462、0.465、0.467和0.474。而貧富差距過大是影響一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長治久安的最大障礙。因此,縮小、消除貧富差距也就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社會及經濟治理的重要執政目標。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我國黨和政府一直在思想、理論、制度、政策上朝著這一目標努力奮進。

  發展普惠金融就是基于我國現階段貧富差距較大并由此引發經濟社會矛盾的現狀,以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文明目標的長期性制度安排,是國家長期發展戰略。要落實好這一制度安排和發展戰略,要求我們具有戰略和全局思維,在落實好近期目標的同時,做好遠期規劃。鞏固擴展現有普惠金融成果,深化、優化普惠金融體制及機制,建立起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普惠金融發展的長效機制。

  要有效實施國家的長期性制度安排和發展戰略,我國普惠金融發展應有協同化、系統化思維,統籌規劃,科學施策。

  一是普惠金融與脫貧攻堅有機結合。近期,普惠金融應全力支持2020脫貧攻堅。實際上,實現全面脫貧也是普惠金融重要的階段性成果。遠期,普惠金融也應著眼于金融反貧困的長效機制建設和實際運作。

  二是普惠金融參與各方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政府進一步優化頂層設計及相關制度保障,金融系統內在組織架構、服務模式、業務產品、市場運作等方面共享信息、密切合作、科學布局、精準發力。

  三是在普惠金融投入與服務環節統籌兼顧、標本兼治。對農業、小微企業等弱勢產業實施供應鏈普惠金融服務,對城鄉弱勢人群的普惠金融服務則應兼顧生活與生產、生存與發展、脫貧與反返貧等環節,提升普惠金融的廣度和深度。

  《金融時報》記者:如何營造良好的普惠金融發展生態,才能使普惠金融健康發展?

  康書生:普惠金融健康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系統支撐。我國普惠金融健康穩定發展的生態系統主要應當包括共識、責任、包容、法制、金融文化等方面。

  首先,要形成全社會對發展普惠金融的共識,履行社會責任。發展普惠金融是新時代一項偉大的事業,關系到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國家戰略。只有形成社會共識,才能形成社會各方參與、各盡社會責任、協同共進的局面。

  金融系統是普惠金融的主力軍。我國金融系統特別是銀行系統,不僅是社會化程度最高的行業,而且具有國有金融為主體的特征,貫徹黨和政府的政策和戰略,責無旁貸。況且,在科學有效的體制機制下,開展普惠金融、履行社會責任,與金融企業的商業目標是能夠有機統一的。

  政府在普惠金融中角色重要。普惠金融的制度定位和本質特征使其具有顯著的社會性。因此,政府應當切實履行責任。一方面,通過相關政策引導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推動普惠金融的傾斜性發展;另一方面,用有形的手規范、管理、保障普惠金融有序健康發展。

  其次,要營造包容和法制的氛圍,促進普惠金融創新規范。普惠金融受眾主體“弱勢群體”的特征,使之應具有包容性。在制度、法規、政策及管理層面都應體現這一點。對受眾階層的包容,有利于普惠金融制度性、社會性目標的實現,體現出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理念和宗旨。對普惠金融供給者的包容,有利于活躍市場,促進普惠金融創新和可持續發展。

  包容應當是在法制框架下的包容。“無政府主義”式的普惠金融既不可持續,還會帶來風險災害。法制的作用在于規范普惠金融參與主體的行為,保護金融創新和受眾權益,也是促進普惠金融參與各方加強自我約束的重要抓手,實現“以法彰德”的效果。法制的最終目標是使普惠金融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有效實施。

  第三,要培育普惠金融文化。普惠金融的持續穩定發展,有賴于普惠金融文化的涵養和支撐。金融教育是培育普惠金融文化的主要渠道,包括金融教育普惠化與普惠金融教育兩個方面。金融教育普惠化是指通過國民教育及非國民教育渠道向社會受眾傳播、普及金融理論、知識、技能及相關政策法規,提高公眾、特別是弱勢群體金融技能與素養。普惠金融教育是針對政府及金融機構經濟金融管理者而言。在金融制度、政策的制定執行上,在金融業務、產品、交易規則設計實施上,要有普惠金融思維、弱勢群體思維,形成全社會的普惠金融意識和氛圍,引導并保障普惠金融實踐。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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