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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摩擦的關稅成本終將由美國承擔

  2019年5月9日,美國宣布將從5月10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清單商品加征的關稅稅率由10%提高到25%。美國總統特朗普曾一度宣稱進口關稅的成本將全部由中國政府承擔,而美國政府則將坐收數十億美元的關稅。日前,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譚小芬教授接受本報《理論周刊》專訪,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近期的經濟數據與研究顯示,實際關稅的支付者為美國的進口商與消費者。關稅導致美國的商品價格水平大幅提升,而供應鏈轉移的低效率與高成本在短期內不足以抵消價格上漲、企業收入下降與中方的報復性關稅等帶來的負面影響,貿易摩擦的高成本最終將由美國企業與美國消費者承擔。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譚小芬

  《金融時報》記者:傳統的貿易模型假定,在一國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的情況下,外國出口商會通過降低商品的出口價格與進口商共同承擔需繳納的關稅,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進口價格上升幅度過大帶來的進口需求的銳減。現實情況是這樣的嗎?

  譚小芬:根據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結果,自2018年美國實施針對中國等國家的一系列關稅措施之后,受關稅影響國家的出口商的供給價格并未發生明顯變化,這意味著至少在短期內,出口供給曲線是完全彈性的,關稅被完全轉嫁到了商品的進口價格上,由美國進口商與消費者承擔。同時,政府關稅收入的分配的不均衡也導致了關稅的負面影響向消費者與進口企業傾斜,加大了社會福利的凈損失。根據該研究的估計,截至2018年,進口關稅已經給美國消費者和進口商造成了每月30億元的額外稅收成本和每月14億美元的福利損失。

  《金融時報》記者:那么,關稅造成的損失首當其沖會體現在何處?

  譚小芬:首先就是進口價格上升帶動整體價格水平上升,導致消費者實際收入與企業利潤的下降。

  由于關稅將全部由進口企業繳納,進口關稅的上漲將導致商品進口價格的大幅上升。根據高盛的估計,自特朗普關稅政策出臺后,加征關稅的消費品價格上漲逾3%。

  一方面,價格水平的上升導致了實際工資水平的下降。雖然進口關稅能夠為本國生產商提供貿易保護從而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收入與工人工資的提高,但進口價格的大幅上升刺激了通貨膨脹,導致較低的名義工資增長被較大的生活成本的上升抵消。NBER的估計結果表明,2018年美國加征關稅以來,進口商品價格平均上漲約2%,帶動CPI上漲了約1.3%,使得美國貿易部門的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了0.7%。

  另一方面,由于受關稅影響的進口商品中既有最終產品也有中間產品,進口商品價格的上升不僅造成了該類企業產品需求的下降,也造成了生產成本的上升,對于貿易企業的利潤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沖擊。據經濟學家預測,新的關稅實施后,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將會下降約10%。

  此外,報復性關稅降低了美國出口企業的收入,也削弱了需求轉移帶動的整體收入增長。在美國宣布新的關稅政策之后,中國也采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將對原產于美國的大豆等農產品、汽車、化工品、飛機等進口商品對等加征關稅措施,稅率為25%,涉及價值為600億美元的商品。進口產品價格的上漲將削減中國對美國農產品、鋼鐵等產品的進口需求,對農民與工人收入以及商品價格造成負面沖擊。在中國反制措施宣布后,美國的大豆期貨價格跌至10年來的最低水平。根據NBER研究的估計,截至2018年底,他國的報復性關稅使得美國的月出口額平均減少24億美元。

  《金融時報》記者:對于美國企業而言,重構供應鏈可以解決這一沖擊嗎?

  譚小芬:理論上,美國企業可以通過供應鏈的重構,包括將訂單轉移至不受關稅影響的國家(如越南等)或將生產環節轉移至美國國內,從而避免關稅帶來的產品價格上漲。但是較高的成本與較低的效率使得重構供應鏈在短期內難以發揮效用,甚至會導致額外的成本。

  一方面,部分產品在短期內難以找到合格的替代生產商或替代的成本高。以高端機械制造行業為例,由于中國企業近年來的技術提升與轉型升級,其提供的較高的產品質量與交付能力使得美國進口商難以在短時間內花較低的成本找到可替代的生產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加征25%的關稅,中國產品相對于他國產品仍具有性價比優勢。因此,美國企業將選擇繼續從中國進口,額外的關稅成本由企業或消費者承擔。

  另一方面,即使可以找到合格的替代生產商,其可能無法提供與中國供應商同樣優惠的價格。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新的關稅不僅將導致每月30億美元的直接關稅成本,而且將產生每月14億美元的間接費用,后者來自于向高成本供應商轉移導致的生產成本的上升。

  因此,至少在短期內,美國企業難以通過供應鏈重構以避免進口關稅導致的價格上升。

  《金融時報》記者:對于美國消費者而言,相關影響還將在哪些領域有所體現?

  譚小芬:第一,關稅再分配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品的價格水平。根據關稅的再分配效應,進口商品價格的提高,增強了替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拉動對美國商品的需求,使進口替代品的生產者獲利。但生產者的收入是以商品的價格上升為代價的,將最終反映在實際收入的下降上。一方面,美國企業本身的生產成本較高;另一方面,進口產品價格競爭力的下降也會刺激美國生產者提高供給價格。根據NBER的最新估計,在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都占主導的部門,對進口商品征收10%的關稅將導致國內生產者價格在12個月內上漲1.3%。也就是說,在外國競爭對手由于更高的關稅而被迫提高價格時,美國的生產商也會提高價格。

  第二,消費者還需承擔對農民的補貼。根據美國財政部門的統計,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美國政府的關稅收入為39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80億美元。但超過一半的關稅收入被用于補貼農民而非全體消費者的損失。選舉等政治性因素使得美報復性關稅所針對的行業(例如農業)集中分布于共和黨的支持州或縣,使得這些地區首當其沖的受到來自關稅的負面沖擊。NBER的研究結果表明,共和黨選區的貿易類產品生產者的真實工資較民主黨選區降幅更大且更顯著。因此,鑒于農民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占較大比重,為了補償農民在中國的反制政策中所受的損失,美國政府宣布將實行針對農民的補貼計劃,截至2019年5月,該計劃支付的總金額為85.2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支付給大豆、玉米、小麥、棉花和高粱的生產者。雖然補貼政策似乎保障了農民的利益,但關稅的實際繳納者為美國的全體消費者,因此,有學者提出特朗普的新關稅政策實際上是犧牲全部消費者的利益以補貼自己的支持者,關稅的實際承擔者仍舊是消費者。

    各方觀點: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衛東:從長期來看,中美貿易戰可以促使中國銀行業進一步提高風險識別和風險管理能力以及對合規風險的重視程度,有助于中國銀行業夯實全球發展的基礎,提升全球競爭力。同時,受中美雙邊貿易下滑及其可能引發的全球避險情緒和金融市場動蕩影響,中國銀行業的貿易融資、全球金融市場等業務將面臨壓力,而低資本消耗、低風險承受的輕資產類業務將迎來發展機遇。此外,我國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銀行業的人民幣國際化業務發展潛力巨大。

  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相比而言,貿易戰帶來的金融風險大于貿易風險,應擺脫就貿易談貿易的思維定式,把貿易戰放到全球產業競爭格局的背景下,綜合施策、短中長結合,做足準備,妥善應對。應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加快推進多邊貿易發展進程,探討相關行業布局的可行性。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應該避免通過極其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更不應就全面逆轉正在逐漸生效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而是應該容忍經濟增速的適當下行。同時,應該堅決加快推進國內經濟的結構性改革,保持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服務業向民間資本的全面開放等。

  法蘭克福金融合作協會董事總經理胡貝圖斯·魏特:中美貿易戰將導致中國金融業進一步、更快地開放,利用美元結算作為武器來實施貿易禁運將促進人民幣更廣泛的使用從而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而資本市場開放的方式和速度將對金融行業的結構產生較大的長期影響。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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